罗荣桓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他一生恪尽职守，被誉为“政工巨匠”。在家庭生活中，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罗荣桓更是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同时也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对党绝对忠诚，时刻为人民服务，抵制特权思想。

“永远做老实人”

罗荣桓自从投身革命，便将生死置之度外，更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飞黄腾达升官发财。1937年秋，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临别前，他对新婚不久的妻子林月琴叮嘱道，要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永远做老实人”不仅是罗荣桓对妻子的期望，更是自己坚守的信条。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人民谋幸福，而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他后来在给孩子的信中坦言：“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这确实是罗荣桓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在炮火纷飞的革命岁月，罗荣桓一直以四海为家，风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饭。由于环境的艰苦，加上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最终积劳成疾，后被确诊为肾癌。1946年7月，党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就医。一年后，罗荣桓回到了哈尔滨，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住进了一幢从旧官僚手中接收过来的楼房里。这是一处宽敞的上下三层楼的独立庭院，楼内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讲究的卧室、洗漱间，非常华丽气派。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罗荣桓感到太奢侈了，心里很不安，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朴素简单的房子住，但一直没有结果。有一天，他到谭政家去做客，见谭政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于是跟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没想到几天以后，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京南池子18号。这处房子并不宽敞，要住上罗荣桓一家，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等人，很不方便，但罗荣桓仍然自愿搬了进去。后来考虑到家里人口越来越多，房子实在过于拥挤，罗荣桓才于1954年举家搬到了东交民巷新8号，与贺龙、陈毅、张鼎丞成了邻居，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

在其他许多事情上，罗荣桓也是处处为人表率，坚定做“老实人”。

按照当时规定，罗荣桓家里可以放专场电影，但他怕给别的同志添麻烦，因而坚决拒绝。有一次，罗荣桓不在家，放映队来家里给他的家人放了一场电影。他得知此事后，不仅严肃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了，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从此在罗荣桓的家里再也没有放过专场电影。有一次，有关部门通知罗荣桓到剧场去看河北梆子演出。他带着几个孩子去晚了，场内座位已经坐满了，他们绕着场子转了一圈也没找到空位。孩子们不高兴了，埋怨组织晚会的人没有安排好。罗荣桓却笑吟吟地说：“看不成就不看嘛！出来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吗？”

有一天，罗荣桓在家养病，感觉精神好些，便去公园散散步。望着湖光山色，他心旷神怡，来了兴致，便让警卫员去租一条小船来划。恰巧这次警卫员没有带钱，司机老牟也没有带钱，罗荣桓自己更是从来不带钱的。于是，公园的保卫人员就要了一条船给他们划。罗荣桓一直记着这件事，几天后，他又一次专程到公园去还租船的钱。

罗荣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总是喜欢和他们聊聊家常，相处得就如家人一般。罗荣桓虽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身边只有一个秘书。他还会关照秘书的学习和休息，常常自己签收文件。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家里帮助整理花木。每次去，罗荣桓总会留他吃饭，林月琴则会给他送烟倒茶。老张每次回忆到这一幕，都感动地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从解放战争时期就为罗荣桓开车的司机老牟说过，罗荣桓对同志不仅是关心，而且尊重，他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服务人员在工作中有缺点，罗荣桓也从不挑剔，更不会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会议要开很长时间，将罗荣桓送到后便离开出去参观了。孰料会议很快开完了，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车子，等了半个小时后，老牟才回来。正当老牟为自己的失职而深感不安时，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参观得怎么样，别的什么也没有说。老牟十分感动，一直提醒自己以后不能再犯此类错误耽误首长的行程。

1962年，罗荣桓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他总是默默忍受病痛折磨，尽量不麻烦医务人员，很少按响床头的电铃进行呼叫。一到晚间，他就让医务人员去休息。

罗荣桓就是这样一个心里装着大局、装着他人的人。毛泽东曾说过：“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

“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罗荣桓是一名慈父，但从不溺爱孩子。他认为对高级干部的子女更应该严格要求，否则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容易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若不及时克服，就会发展成为一种特殊化的倾向，从而脱离群众。因此，罗荣桓经常叮嘱自己的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你们千万不要有依赖爸爸、妈妈的思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罗荣桓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的儿子罗东进是在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从山西向山东挺进时出生的，还不足1岁的时候，就被挑夫从山西挑到山东。到了山东后，罗荣桓忙于战事，便将儿子送到老乡家寄养，直到孩子5岁，山东抗日形势好转时，才将他接回身边。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罗东进捡到了日军的一个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乡家的孩子全都吓哭了。罗荣桓听闻此事后来到儿子面前，严肃批评他说：“你到老乡家里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你知道什么叫群众纪律吗？……”说完，让年幼的罗东进进行自我反省。严厉的批评让罗东进认识到了这次行为的严重性，明白了父亲讲的道理，感到十分羞愧。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他说：“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它告诉我一条最普通也是最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罗东进和妹妹罗南下上小学时，由于学校离家远，平时兄妹俩都住校，只在星期六才坐公共汽车回家。有一次学校放学晚了，家里派车去接回了他俩。罗荣桓知道这件事后，把全家都召集到一块儿，严肃地说：“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的。”他告诉工作人员：“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兄妹俩放学回家，没搭上公共汽车，就步行回家，天很晚了还没到家。家里人有些着急了，担心孩子在路上出什么事。这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地进了家门。罗荣桓一看就明白了，高兴地表扬了他们，说道：“好，好，你们做得很对，年轻人就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不要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贪图享受。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保存下去。”

1958年，正在读高中的罗东进报名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他表现积极，受到了上级的表扬。罗荣桓听闻后十分欣慰。回家看到儿子被磨破皮的肩膀，他勉励道：“这仅仅是开始。劳动人民的肩膀都已经磨成死茧了。你不要被艰苦吓倒，今后还要更积极地参加劳动。”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罗东进不断地追求上进，1959年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儿子离家前，罗荣桓语重心长地叮嘱他：“我同意你到军工去学习，是希望你在军事院校里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使你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还说，“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你们要长志气，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随后，他又拿出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让罗东进带着并时刻铭记：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齐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在校期间，罗东进担任班里的党小组组长，平时活动多，学习压力又大，工作中难免出现急躁情绪。罗荣桓十分关心孩子的成长，抽空就会给他写信，时时提醒和告诫儿子：“不要只是用口号去要求别人，那样只会使自己脱离群众，使自己成为一个空头革命家，而应该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别人。”罗东进牢记父亲的教诲，努力改掉了自己急躁的毛病。有一次假期，罗东进坐火车回家，主动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位老大爷，而自己则在过道里站了一天一夜，结果回到家就病倒了。罗荣桓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夸奖儿子说：“你做得对！能吃苦，这很好。我们像你这么大年纪，哪有火车坐呀。”

罗荣桓对女儿亦是严格要求，希望孩子能够自立自强。1954年罗荣桓的长女罗玉英由于身体不好，无法继续坚持学业，于是打算提前参加工作，这个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在分配工作时，罗荣桓并没有在城里的大机关为女儿谋求一个职位，而是要求她到工农群众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罗玉英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她服从组织的分配到了郊区的一个农场工作。农场条件比较艰苦，交通也不方便，罗玉英要步行5公里然后才能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在农场，罗玉英从没有以高干子女的身份自居，而是与职工们一道工作、吃住和学习。她的思想经受了锻炼，还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身体状况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由于进步快，到农场后的第二年罗玉英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女儿取得的成绩，罗荣桓感到十分欣慰，并鼓励她再接再厉。

多年以后，孩子们回忆起父亲的点滴教诲仍十分感激，罗东进说：“爸爸给我烙印最深的，还是他自己的模范行为。”罗荣桓的一言一行如春风化雨，无声地浸润着孩子们的成长。

“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1927年罗荣桓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奉献出自己的全部。1950年，罗玉英曾问过父亲，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罗荣桓回答：“就是为人民做事情。吃人民的，不为人民做事怎么行？我只有一个肾了，还在为人民做事情。多少先烈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必须努力为党工作，保卫好、建设好这个新中国，才对得起他们啊！”罗荣桓始终不忘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一直继承着革命先烈的遗志，将“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一直同病魔作斗争，却也始终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其初心就是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医生常劝他要注意养生之道，罗荣桓却总是笑着说：“注意养生当然很重要，不过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所以不能用清静无为的办法来解决养生问题，应当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

毛泽东对罗荣桓长期抱病工作极为关切。1950年9月20日，他在给罗荣桓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罗荣桓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关怀，但仍呕心沥血地为党和国家工作。1956年9月，罗荣桓给中央写信，信中说，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了避免给党添麻烦，请求组织解除他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务。中央同意了罗荣桓的辞呈，决定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之职。辞去主要职务后，罗荣桓仍不忘工作，他拖着病体到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去视察，到群众中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实际情况。

1961年，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建议他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离开工作，完全休息。罗荣桓哪能闲得住，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批阅文件，读书看报，了解国内外动态。他曾打趣说：“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也没有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青年人可不要学我。”当他被疾病折磨得坐卧不宁的时候，林月琴给他打开收音机，拿来画报，都解除不了他的痛苦。这时，如果有通信员送文件来了，罗荣桓会立刻喜形于色，高兴地说：“对喽，快拿文件来看吧！”文件拿到手，他马上忘记了病痛，沉浸在工作的快乐之中。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惦念着党的工作。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罗荣桓十分关心他们的行程，不断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当得知周恩来一行已经顺利到达后，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一刹那，他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

弥留之际，罗荣桓拉着妻子林月琴的手，深情地对她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嘱托孩子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罗荣桓与世长辞。毛泽东悲痛地说：“罗荣桓同志逝世了，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还写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来追思这位与他“一生共事的人”：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几十年身体力行，留下的对党忠诚，严格要求子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的革命风范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闪烁着光芒。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