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写过很多书信。这些书信，有长有短，涉及内容广泛。研读这些书信，我们能体会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崇高品格与博大胸怀。

深刻厚重

毛泽东的书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等人写信谈到：“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这封信，论说深刻，内容极为厚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1930年1月毛泽东写的一封信，是他深刻厚重书信的代表。1929年末，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次失利，处境十分困难，队伍中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1929年末和1930年初，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流露出悲观情绪，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毛泽东觉得这个问题有代表性。为了消除红军中的悲观情绪，1930年1月5日夜，他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给林彪写了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悲观情绪的危害之后，直截了当批评林彪信中的观点，说：“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毛泽东在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字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泽东在信的末尾以磅礴的激情写道：“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可能是毛泽东一生中写的最长的信，有六七千字。这封信，分析深刻，分量很重，是毛泽东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要论述之一。

简洁明了

毛泽东写长信，是为了阐述自己的重要思想。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写信，总是简洁明了，并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笔法。写公函一类书信，他能几个字说明白，决不多写一个字，能一句话写清楚，决不多写一句话。这是毛泽东务实作风在书信艺术上的体现，也与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这样写信，能准确传达他的意见和命令，还能起到保守机密的作用。有这样一个故事：井冈山斗争时期，任红军医院书记的曾志有一天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信上就写了一句话：你务于今天下午赶到我这里。曾志到达时，毛泽东正指挥部队准备出发，见了曾志说：“你去问贺子珍。”曾志一问贺子珍才知道，是要调她随部队行动。毛泽东这封只有一句话的书信，起着保守秘密的作用。就在曾志离开红军医院不久，国民党军队偷袭红军医院，将红军医院工作人员和病员全部杀害。就此细想，毛泽东这封一句话的信有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能保守红军行动机密的作用。即使此信不慎遗落敌手，敌人也不会从这封信中得知红军的行动。这封信可以说是毛泽东书信中简洁的典范。

明了，是毛泽东书信艺术的另一个特点。他写信，直击主题，清楚明白。1929年11月28日，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这封信，只有三句话，但期望得到精神食粮的意思非常明确。同一天，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这封信只有几十个字，但意思明了：四军党内团结，陈毅已传达了中央意见，党内需要加强教育，盼望中央寄来书报。

区分对象

毛泽东写信，根据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笔法。给党内同志写信，毛泽东没有客套话，开门见山，直达己意。1936年12月2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信直接写道：“致百川（即阎锡山）先生信阅后即送交，并求回信。建立电台交通、吉县延长徒步交通及晋陕通商关系，务须即办，不可延缓。以后往华北交通多须通过晋境，请与阎先生妥商，得其同意。”“你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致吴玉章的信也是开门见山：“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给党外人士写信，字里行间却恭敬有加。1949年，毛泽东给宋庆龄写的一封亲笔信，充分表达了对她的尊敬：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宋庆龄收到这封信，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遂由邓颖超陪同来到北平，毛泽东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这封信也成为毛泽东倾心统一战线工作的佳话。

毛泽东写信的抬头称谓和结尾敬语，根据不同对象而有所区别。给党内同志写信，毛泽东在信的抬头从来不使用旧式称呼，一律称同志。称同志的信，也有一点儿不同。对于和自己长期共事、较为熟悉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是不提姓而只提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如：“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等。这样写，有一种亲近感。对于党内老资格者，毛泽东写信的抬头时常称“老”，如给徐特立写信称“徐老”等。而对于此外的党内其他人，毛泽东一般是把人的全称写上，如“吴玉章同志”“雷经天同志”等；给多人的信，则列出每个人的姓名之后，加上同志二字。有时军情紧急，则只写多人的姓，如“林、罗、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敬语大都是“此致”“敬礼”。毛泽东给党外人士写信，抬头一般沿用旧式尊称，大多数写对方的字，加上先生或者职务，结尾加上旧式敬语。如给黄炎培和陈叔通写信，称“黄任老、陈叔老”；给蔡元培写信，称“孑民先生左右”；给柳亚子写信，抬头用“亚子先生”等。信的结尾常常使用当年文化人常用的问候语，如“敬颂”“勋祺”“兴居佳胜”“大安”“日绥”等，落款用谦词：毛泽东拜启。

给自己的亲属写信，毛泽东很注意辈份和关系。给自己同辈人毛宇居写信，抬头称“宇居兄”，结尾写“顺问”“康吉”。给自己儿子写信，则直接称名。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给儿媳刘思齐写信抬头称“亲爱的思齐儿”，结尾使用“祝好！”毛泽东这样写，更适宜于当时写信人与受信人的关系，更适宜于受信者的身份。

质朴无华

毛泽东写信质朴无华。这是对传统优良文风的继承，也是他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个性品格在写信时的体现。

1937年6月，毛泽东致何香凝的一封信中写道：“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这封信不长，却表达了对何的感谢和赞誉，用语质朴，恰如其分，亲切自然，大方得体，如清水芙蓉，坦然率直，质朴无华。

毛泽东1949年1月20日给陈嘉庚发去一封信，邀请他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信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这封信，没有任何华丽词汇，质朴的文字饱含诚恳。陈嘉庚接电后，异常激动，当即复电同意回国参加政协会议。

儒雅得体

毛泽东的书信经常自然展现出他深厚的古文功底，尽显一代伟人的儒雅风度。

毛泽东针对特定的对象，时常使用文言文写信。他对文言文的应用，得心应手，非常自然。例如毛泽东《致阎锡山》(1936年5月25日)、《致杨虎城》(1936年8月13日)、《致傅作义》(1936年8月14日)等，就使用了文言或半文言，读这种书信，决无故弄玄虚之感，反而觉得儒雅、得体。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傅作义的信也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的信中有这样的文字：“涿州之战，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 毛泽东这封信，文白相间却词真意切，推心置腹，每句话都十分精当，且飘动着一种儒雅之风。毛泽东1949年9月30日写给他当年老师符定一的信也是如此，信中写道：“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这封通篇文言的信，表现了毛泽东对他老师的尊敬之情，也体现了毛泽东的儒雅之风。

博大情怀

毛泽东书信展现出他的博大胸襟，又情真意切。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毛泽东关爱同志的信。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就展现出他对同志的关心爱护。他在信中写道：“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闲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引用曹操的诗句，劝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好好养病，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1965年写给邓颖超的信，则以生动诙谐的语言表现出对邓颖超的尊敬，以及二人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信的全文是：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缘由是，1965年夏，邓颖超在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问毛泽东是否有新的诗词，并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毛泽东把邓颖超的话记在心里，于是有了这封信。毛泽东的信，抬头即不一般。从称谓上讲，毛泽东在书信里，对于党内的人，最多的是称同志，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内通信中，几乎都是称呼同志。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却直呼年纪比自己小的邓颖超“邓大姐”，这让我们读来既感到庄重、亲切，又能体会到邓颖超在党内的威望。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即以幽默的语言写道：“你压迫我写诗。”从这一句中即可看出，毛泽东在与邓颖超相处中，是经常开玩笑的，他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非常和谐。毛泽东在信中还诙谐地说：“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这封信虽然不足60字，却让人感到毛泽东谦虚、亲和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邓大姐的尊重。

毛泽东给自己儿子写的信则表现出他对于子女的真情关爱。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博大的胸怀中亦装着丰富细腻的儿女亲情。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儿子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但更重要的是告诫儿子两件事：一是趁年轻，多学习自然科学。二是如何辩证地看待别人对自己的抬举和恭维。信中还对于这两个告诫作了详细、辩证的解说。这封信，至情与至理交织在一起，读来真切感人。

书无不尽

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中针对书信的写作，提出了八字要求：“详总书体，本在尽言。”八个字的核心点是两个字：“尽言。”人们写信，不论是叙事、告知、说明，还是表达自己的看法、观点，都如同与人当面说话，表现了一个人的品格和作风。一封书信，实际上已经把写信者的品质、面貌、风格，展现给读信者。

毛泽东一贯倡导，同志之间，朋友之间，要坦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抒胸臆，什么话都可以直说。即使面对的是统战对象、尊敬的师长讲话，也不能吞吞吐吐，绕来弯去，让人不明就里，不知你要表达什么。毛泽东本人在与同志、朋友、同道者相处中，就是坦诚相见，知无不言。他写信，也同他与人相处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做到了刘勰所说的“尽言”。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率领红军19位将领给蒋介石写的信，是“尽言”“直言”的典范。信中在列举蒋介石不顾抗日之民族大义，一味进攻红军的事实后，大义凛然地向蒋介石直言：“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读这封“直言”“尽言”的信，仿佛一股正气力透纸背，看到义正词严的毛泽东就站在蒋介石面前，向他情理交融地晓以民族大义。

早在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信，也是一封典型的“尽言”之作。毛泽东在信中肯定和赞扬彭璜“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少见”之后，率直地指出彭的十个缺点。这封信下笔言词之直，可谓直率诚挚，知无不言，书无不尽，为朋友间书信中罕见。

1948年，作家萧军初到延安看到许多坏的现象，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于8月2日复萧军信中写道：“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身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毛泽东的坦诚，使萧军十分感动，并且一生都承认毛泽东是直爽的人。

形象生动

毛泽东写信，文字形象生动，妙趣横生，其中有恰当的比喻，有古典今用，有风趣幽默的语言，让人读来颇有趣味。

毛泽东的书信中，有许多创新的文句，形象化的修辞手法，表现力极强的语言。如“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十年酣战，随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你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求喘息谓为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太冷否？”“我又讲了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毛泽东的这些生动活泼的语言，无疑增加了他书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通讯联系方式的多样、便捷，人们手写信件比过去少得多了。但是，毛泽东书信中所体现的好品格、好文风，因其对今人具有多方面、长久的滋养价值而永远值得珍视。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10期